和马丁·路德·金一样，黄浩芃的竞选演讲主题，同样是“我有一个梦想”。
但不同的是，这个14岁男生的梦想，只是成为深圳市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的学生自主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学生会”）主席。
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年末，他已经梦想成真。学校里，随处可见这个新任学生会主席的大幅海报。海报上，这个戴着眼镜、看上去文质彬彬的八年级学生，正高举右手，做出一个挥拳的动作。
这张获胜者的海报，只是这所拥有某种独特气质的学校的一个缩影，还有更多让人惊讶的事情，正持续不断地发生着。
在这里，每年的10月15日~11月15日，是约定俗成的“竞选月”。学生会的主席要经过班级、年级到学校的层层公开选举，然后由全校1800多名学生选民投票产生。一个见证过“竞选月”全过程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：“这和美国总统大选没有太大的差别。”
在这里，学生会的主席有权组织自己的“内阁”。在每月一次的校长例会上，他和“内阁成员”们将对学校的公共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，校长会一一记录，然后当面解释，或立刻作出整改。
在这里，有一个40多人组成的学生记者团，成员遍布每个班级。在每周一的早会上，他们能够通过广播站，对教师甚至校长本人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。
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，只要没有特殊原因，学校的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，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。
5年多来，这所坐落于深圳市著名富人区“华侨城”中，被每平方米6．5万元的豪宅、种满名贵花木的园林和高尔夫俱乐部环绕的公立九年一贯制学校里，50岁的校长李庆明，正致力于向下一代推行他的公民教育主张。
“我们要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质。但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，也没有关系，他可以当一个好公民。”李庆明说。
“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，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，那是我的错”
李庆明培养“好公民”的第一个努力，是让孩子们学会选举。
他从2004年开始推行学生竞选制度。刚开始，他只选择了一个四年级班级作为试点，但效果“出人意料的好”，于是第二年，他便把竞选推广到整所学校。
每年10月15日~11月15日，是学校雷打不动的“竞选月”。小到每个班级的班长，大到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、团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，都由学生选举产生，每人一票。
李庆明和教师一起，为“竞选月”确定了严格的程序和制度。一届学生会主席的选举，先要通过班级海选和年级海选，从高、中、低年级各选出两名候选人；然后，在全校的竞选大会上，6名候选人要经历演讲、才艺展示、公开辩论、回答选民提问等各个环节；最后，经过全校1800多名学生的几轮投票，选出获胜者。
选举章程规定，任期一年后，主席自动离职。学校还专门成立了一个“公证小组”，负责监督选举过程以及计票。这个机构的成员，通常由已经卸任的学生会成员担任。
一个叫孙晓峰的学生，连续参加了4年竞选，并在2008年成功当选学生会主席。一年后，他离职，却拒绝了进入“公证小组”。
“我承认，自己是有私心的，”这个前学生会主席解释自己的动机，“我知道哪些学生更适合进入学生会，但这种判断，会影响我在公正小组的工作，这样对其他候选人是很不公平的。所以，我宁可放弃这个职位，让所有人都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环境里竞选。”
在竞选过程中，孙晓峰给李庆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2005年到2008年，孙晓峰连续参加了三四年竞选，虽然屡战屡败，却始终不放弃。
第一次参选，他比第一名少了600多票。但就在宣布结果时，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，在演讲台上，这个五年级男生非常有风度地向自己的对手握手表示祝贺。但走下台后，他却躲到角落里，抹起眼泪。
曾有人问过孙晓峰：“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竞选“华侨城”社区的人大代表，你会怎么做？”这个15岁的中学生考虑了几分钟，便说出了如下答案：先是走访社区的各户居民，了解他们的需求，然后再告诉选民们，如果自己当选了，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。在选举的宣传上，他会在社区各处张贴自己的宣传海报，然后定期举行竞选演讲，并且和“智囊团”一起，为自己的选举确定一个系统的，能够持之以恒的方案。
“公务员就应该为公民服务，如果没有做好，那是他的错，但如果我漠视自己的权利，不对身边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，那是我的错。如果大家都漠视了，这个社会怎么能进步？”经过4年的竞选洗礼，这个嘴角刚冒出稀疏胡楂儿的九年级学生已经对公民、权利这些字眼非常熟稔。
“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，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”
这更像是一场发生在少年间的选战。
为了获胜，候选的学生开始学习如何动员身边一切资源。父母和家人是首要支持者。他们会和孩子一起学习各种才艺，帮助孩子修改演讲稿、准备公开辩论的题目、纠正他们的演讲姿势。
每个候选人都有自己的“智囊团”，并在宣传上各出奇招。有人在糖果上印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到各个班级去散发；有人带着助手，在操场上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转圈，还喊着整齐的口号；甚至有家长在学校周围升起10多个大气球，气球下方的横幅上写着孩子的名字，号召选民投他一票。
当然，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每个人都会强调同一个口号：“为同学们服务。”这是由校长确定的主题。
黄浩芃依然记得初次登台参加竞选时那种“紧张感”。在此之前，他是个内向的男生，虽然成绩一直很好，但他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，也从来没有当过班干部。有段时间，身为某国企高管的母亲，一度还想让他转学，因为这个新学校才成立了两年多，她很担心孩子的“学业问题”。
2008年，他决定参加竞选。第一次演讲，他全身都在发抖，脚抖得“几乎站不住”，左手拿的发言稿“抖得哗哗响”，右手“抖得连麦克风都拿不稳”，他好几次用力握拳，试图固定住麦克风，却发现“手有点不听使唤”。原本设计的开场白是大喊一声“大家好”，可他紧张得控制不住声音，一开口就破嗓了，台下的选民嘘声一片，他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。
“豁出去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念了。”时隔一年，这个男孩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看得出有些不太好意思，“反正只是抱着尝试的想法去的，凡事总得有第一次吧。”
克服了初期的紧张后，他觉得和这个舞台“越来越熟悉”。在接下来的几个环节中，他开始逐渐地适应了竞选的节奏，在才艺展示诗朗诵《海燕》中，他甚至做出了一个“在排练时都很难练好”的展翅飞翔的动作。
这个初次参加选举的男孩一直走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在全校1719张学生投票中，他以20多票的微小差距，输给了孙晓峰。
在接下来的一年里，黄浩芃并没有闲着。他决心要参加第二年的“竞选”，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。
他开始关注新闻里那些播音员播报新闻的方式，也开始模仿电视上那些政治人物的举手投足。他的“智囊团”，则早早从各个方面对他的“竞选”提出建议。作文好的人帮他修改演讲稿，美术好的人设计海报上的各个细节。甚至，一位演讲顾问会告诉他改正在台上的一些小动作，并纠正他演讲时的语气与节奏。
在11月15日全校竞选日那天，他和“智囊团”抬着自己的大幅海报，到各个班级去“拉票”，一个在音乐方面有特长的“助手”，还带了一支长笛，走到每个班级，都会吹上一曲。
在演讲台上，他说出精心准备的演讲词：“一年前，我与今天一样，信心百倍地站在了这里，我落选了。但是今年我又来了，因为我不想错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，因为无论是对于我，还是你，无论是对于学校，还是中国，今天都是一个超越平凡的日子，因为在这样的日子里，一颗娇嫩的自由民主的种籽，已经植入你我的心中，并悄悄成长。”
他最终如愿以偿，在最后的全校投票中，获得了1120张选票。新任学生会主席工作很卖力，挑选了“很精干的内阁成员”、“整顿了学生会工作的风气”。他要求助手们每周都写工作计划，在每周例会上共同讨论。
黄浩芃的母亲，对儿子的学业多少有些担心。她希望儿子在“服务好同学”的同时，也能保持住现在“班上第三名”的成绩。毕竟，“无论学生会的工作做得多么好，最后能有好成绩，考上好大学，才是根本”。
但黄浩芃却对自己的未来很自信。他觉得，“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都用得上”。
“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，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”
当了近30年老师，陆平还是第一次被 学生当面批评，而且还是在校长主持的学生会例会上，这让她“当时多少有些不适应”。
事情说来也简单：2009年12月最后一周，陆平主持的学校“公民养成中心”，接连举办了两场活动。学生们觉得这周活动安排过于密集，而上一周却什么活动也没有。于是，在每月末的学生会例会上，有学生会的干部当着校长的面，对此直接表达了不满。
按照会议的程序，接下来，陆平便向学生解释，原本安排义卖活动的第三周，恰好赶上初中学生的月考，为了不耽误考试，才作了这样的调整。并且，她向学生表示，“中心以后在安排活动的周期上，一定会注意频率和方式”。
作为每月一次例会的参加者，陆平直言自己“有压力”，因为“你不知道孩子在会上会说什么”。
的确，这样的会议已经举行了将近5年，在与会教师和学生们的回忆里，会议上的议题五花八门。从“室内球场的通风条件不好”，到“学校鱼池的换水不够及时”；从“教师拖堂，没有按时下课”，到“初三的课程过多，占用了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”；从“集会散会后的地面纸张无人清扫”，到“检查厕所卫生的学生，最好注意性别”，几乎囊括了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各方面的细节。
最为“尖锐”的时候，学生甚至直接对校长本人提出了批评。
有一次开会，李庆明不断地接听手机，有学生便提出：“希望校长能够尊重我们，开会的时候不要打手机。”
李庆明只得放下手机，向学生们解释，刚才的电话，是为了去落实学生们提出的建议。但从此以后，他开会时都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
这样的监督与批评，不仅仅发生在学生会的例会上，而且发生在许多更为大型的公共场合。在某次周一的早会上，有学生会记者团的播音员播报了一个小记者写来的稿件。稿件中称，上周的升旗仪式上，有几位老师在交头接耳，“希望这几位老师能够尊重国旗”。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记者团并非只会批评，孩子们“居然也懂得斗争策略”。在时隔一周的周一集会上，记者团的播音员又播报了一篇稿件，文中称，“在上一周的集会中，那几位老师没有再出现交头接耳的状况，这说明他们虚心接受了批评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”。
看着这些“小屁孩儿”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“严肃认真的大人样子”，陆平有时候也会觉得“很搞笑”。
在她的记忆中，有这样一幕在成年人看来颇为有趣的场景：有一次会议时间延长了，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会干部，一本正经地看了看手表，然后举手说：“校长，会议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你看我学习也很忙，我妈妈在外面接我，我能先走吗？”
但在觉得有趣之余，她也深切地感受到，在这所学校里，师生关系确实有了一些“和以前不一样的改变”。她甚至会用“公民社会”和“臣民社会”的区别，来解释这种变化。
“以前的孩子很顺从，将就老师，而老师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，不需要任何解释，”她说，“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在公民社会里，我们也是为学生服务的，做任何事情，都要公开透明，让接受服务的人满意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而在李庆明看来，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，正是他追求的教育目标之一：“我们要鼓励学生成为公民，首先要保证他们能有一个表达意见的畅通渠道，鼓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，这才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道。”
“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”
在深圳的教育界，李庆明是一个公认的“争议人物”。
在学校老师和朋友们的眼中，这是个“精力超人、多才多艺”的校长。他能用意大利语演唱“具有专业水准”的歌剧，还能画一手漂亮的铅笔画；上大学的时候，他的100米能跑出11.2秒的成绩，至今仍是那所高校无人能破的纪录。在学校里，大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确定，小到校门口张贴的标语上的标点符号，事无巨细，他都亲自过问；同时，他还兼任着一本全国教育类期刊的执行主编；一忙起来，这个50岁男人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，在椅子上打几分钟的盹，又精神抖擞。
但在许多教育局的领导和同行眼中，这又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异类”。在深圳教育界，他有着“疯子”，“狂人”的外号，每年，围绕着他的去留，都有诸如“死定了”、“马上就要被调走了”之类的传言。
自从2004年正式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以来，李庆明一直致力于“在学校上渗透公民意识”，他把自己的公民教育主张归纳为5点：公民人格完善、公德基本伦理、公益服务精神、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。包括“竞选月”和每月一次的学生会例会，都是他一手推行的。
但理论一转化为实践，就出现了种种在旁人看来“很难理解的行为”。引发争议的核心问题是，李庆明作为一个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，“不去好好抓教学，却成天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”。
最明显的例子就是，5年来，只要没有特殊原因，每天早上7点20分学校开门，这位校长一定风雨无阻地站在校门口向学生鞠躬，并要求学生也对他鞠躬还礼。
“我们总在说要尊重孩子，与孩子们平等相处，但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来让孩子们直接感受到这种尊重呢？我觉得鞠躬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”他解释道。
不过，一开始，学生们也很不适应，反应也大不相同。有孩子看到李庆明鞠躬，吓了一大跳；有孩子直接愣在门口，半天反应不过来；还有孩子看着鞠躬的校长，错愕地跑进学校里，连头都不敢回。
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对这个新任校长的“出格举动”议论纷纷，甚至有人写信到教育局告状，称校长在学校推行“日本式鞠躬”。哭笑不得的李庆明只能翻出《礼记》告诉教师，鞠躬礼是中国自古就有的礼节。
即使是李庆明本人，在刚开始鞠躬时也很不适应。尤其是消息传开，引来了许多家长和路人围观，他一边鞠躬，一边心跳加速，“脸烧得通红”。
但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个鞠躬的校长，成了这所学校一道感人的风景。有媒体评论称：“近6年的鞠躬，他把孩子们的心鞠得纯粹了许多。”的确，已经习惯了校长向自己鞠躬的孩子们，也用自己的方式，回报着对这个校长的尊重。
有一个低年级的小女生，经常在鞠躬之后，偷偷地往李庆明的手里塞上两颗糖，然后飞快地跑走。
有一个冬日，一个初三的女生走进校门，李庆明向她鞠躬，她也还礼，然后走到李庆明身边，对着他的耳朵悄悄说道：“校长，天气冷了，你要加件衣裳。”
一年级学生袁纵横的家长张红也记得，儿子头一天到学校上学，她送他到学校门口。起初，她并不知道有校长鞠躬这件事，但儿子背着书包走过李庆明身旁时，这个校长照例向这个孩子鞠了一躬。
这个时候，她看到儿子停了下来，想了一小会儿，便转身正对着李庆明，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，然后高高兴兴地跑进了学校。
那一瞬间，这个母亲一下子没控制住自己的眼泪。
“我从来没有教过他鞠躬这个事情，但校长做了，他也照着做，我相信，这会在他的心灵里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，以后，他长大了，也会同样去尊重别人。所以，我要感谢李校长，给我的儿子上了生动一课。”她说。
今年12月24日早上，李庆明同样站在校门口鞠躬，但多少有些不一样的是，他穿上了圣诞老人的衣服，在向学生鞠躬之后，他还会往学生手里塞上几颗糖。
但四年级学生桑雨晴却对校长的装扮不太满意：“糖是挺好吃的，可他要是能贴上圣诞老人的白胡子，那就更像了。希望他明年改进吧。”
在桑雨晴的记忆中，看上去和蔼可亲的校长，一共和她说过3次话，谈话的内容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，只记得“一次是站着，一次是弯着腰，一次是蹲着的”。
“我最喜欢他蹲着和我说话，其次是弯着腰，最不喜欢他站着说话了，”这个小女孩认真地说，“因为蹲着离我最近，这能让我体会到一种平等和尊重。”
“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、有情怀的公民”
“鞠躬风波”刚刚平息没多久，2006年，李庆明又在学校里做了一件“让人大跌眼镜”的事情，再度引发了一场大争议。
这年暑假，学校里一个男生跳楼身亡。在一向重视安全的中国教育界，处理这类事情的通常做法，都是“家丑不可外扬，低调解决”，但李庆明却决定在学校里举行一场悼念仪式。
消息传开，一下子炸了锅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让这些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死亡，容易造成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慌。还有一个教育局的领导问李庆明：“事情弄大了，万一引来了媒体，到时候收不了场，该怎么办？”
“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正视死亡，这样他们才能更加尊重每一个生命。”面对每一个前来质疑的人，李庆明都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。
而悼念仪式的举行，也起到了李庆明期望的教育效果。
这个男孩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老师，特意选择了一张男孩生前快乐地吹泡泡的照片，“来表达这个逝去生命曾经有过的最为阳光灿烂的一面”。
在低沉的音乐声中，这个班级的孩子手捧着鲜花和蜡烛，缓缓走到教室中央，把鲜花放在正中间，再将蜡烛放置在鲜花的四周，组成心形。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仪式，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随后，男孩的班主任念了一首刚刚创作的小诗，来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惋惜，男孩的好朋友们也陆续上台发言，回忆起和小伙伴相处的点点滴滴。
在场的人们都哭得泪眼朦胧，李庆明无意中看见，那位之前提出过反对的教育局领导，也在人群中擦眼泪。
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李庆明又在学校里组织了全校师生的悼念仪式，他从巴赫的乐曲《Air》中节选出一段52秒钟的旋律，学生们双手十指并拢，低头在心中默默祈福。
如今，这种生命教育已经成了学校的常态。每天的早操结束后，学生记者团便会播报前一天世界上发生的灾难新闻，然后全校学生在《Air》悲伤旋律的陪伴下，举行一个一分钟的静默仪式。
有学生在校内论坛上这样说道：“当自己和父母之间产生特别大的分歧时，我也曾冲动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参加了‘静默仪式''后，我开始明白生命、亲情和友情的可贵，今后我将更加尊重自己的生命。”
这样的留言，让李庆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“我们要教育孩子们成为有灵魂、有情怀的公民。这些悼念仪式，就是教给孩子们这些层面的东西，我可不希望自己教出的学生，是只懂得知识技能、只懂得谋生之道的人。”他说。
“几十年的教育，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？”
无论是“竞选月”、“鞠躬教育”，还是“生命教育”，即便是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都是“一种很难让常人理解的超前行为”。一名学校老师说，根据自己的了解，教育局领导桌面上关于李庆明的告状信，已经有厚厚一叠了。
但李庆明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，他甚至认为，这几十年来的“德育教育”，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，是“完全失败的产物”。
“这些年来，我们的德育教育，总是喊一些假大空的口号，我们几十年的教育，又教育出多少真正懂得对自己对社会负责任的人？”他托了托眼镜，“对学生的要求，不要太高太多，只要他们能做一个好公民就行了———有活力，有自信，有智慧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有情怀。”
这个50岁的校长，对自己的定位，是一个“知识分子型”的校长。在一篇题为《寻找知识分子》的演讲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这4年多来，我最关注的就是，如何为一所学校灌输一种独立、自由、高蹈的精神……4年了，我依稀感受到这种精神已经在我校氤氲化生、凝聚成气。为此，我是有些暗自欣喜和欣慰的。我有时甚至得意地认为，即使我离开此地，谁也无法再轻易地抛弃这种自由精神、独立品格和高蹈情怀。”
2007年，学者丁东曾应邀到学校来访问，他旁听了一节九年级学生的历史课。课堂的主题，是4部关于恐怖主义的影片。
根据丁东的回忆，在课堂上，学生讨论起这样的主题———恐怖主义有什么特点？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？人类应当怎样对待恐怖主义？如何看待中国青年前几年为“9·11”事件喝彩的现象？
这些初中生，在课堂上争相发言，各抒己见，成人能提出多少种看法，他们也能提出多少种看法，甚至能提出许多连成人也想不到的见解。而教师的作用，则是引导学生的思考步步深入，“只寻求伦理的底线，不要求统一的结论”。
事后，他十分感慨地说：“这所学校的学生，无论学习成绩、艺术修养、公民意识，都有良好的发育。中国能有100所这样的学校，未来就大有希望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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